【马戎】如何看待中国族群关系的演变

From 马戎两岸远望 2019-04-06

编按：2004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在发表了一篇题为〈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的文章，对1949年以后大陆政府实行的将「民族问题政治化、制度化」的民族政策提出不同见解，揭橥「族群问题去政治化」的新主张。他的主张主要建立在两个论点之上：第一，「民族」和「族群」是两种不同的认同群体，应区别对待；第二，「文化化」和「政治化」这两种引导族群关系的政策导向会产生不同的政治后果，前者有利于「民族－国家」的稳定，后者则相反。接下来，马戎又在后续的几篇文章中进一步主张全面实施「第二代民族政策」。文章发表后，在中国大陆民族学界引起了反响与争论，对于马戎教授这两个方面的论据，政界和学术界都有重量级人士提出强烈反驳。

2012年4月，大陆民族学界与民族事务相关部门举办民族理论研究热点问题学术研讨会，对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与繁荣一体〉和〈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等文章中的观点展开强力批驳。其中主要的论点是，一、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和「第二代民族政策」是伪命题和主观臆断，违背中国宪法，违背了中国的历史与国情，违背了民族与民族问题发展规律；二、应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不是废除之。

本刊自改版起，即连续登载了有关中华民族与中国族群议题的系列文章，为方便读者把握近年来大陆有关族群议题争论的脉络，本刊从本期起特别不定期选刊马戎的相关文章，期待接续本刊之前系列文章的线索，让读者有机会进一步思考中华民族这个大议题。

作者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本文载于《远望》2016年6月号；总333期。

我曾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教材《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2004年），其中有一章专门讨论现代化对民族关系的影响。那一章谈的主要还是社会学的现代化理念、现代化模式，也讲到当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进入现代化阶段的时候，当地的少数民族怎么来应对，在理念上和教育上等各方面，应当怎样来改变自己的现状，应付这些挑战，如何加入现代化进程。我提出，当少数民族面临这样一种竞争态势之后，应当思考怎么提高自己，改变观念，加强学习，不能固守传统，要大胆勇敢地走到一个更大的社会和世界中去。同时也谈到在西部大开发中，新疆当地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现状导致了少数民族毕业生在就业竞争中的劣势。

在讨论现代化问题时，我们不仅需要思考微观层面和实际应用层面的问题。在分析这些具体地区少数民族面临的、需要应对的问题和应对办法之前，我们应该对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和各民族国家的发展模式有一个总的框架。这样我们在思考具体问题时，头脑会相对清楚一点。

应当说，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后，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在处理本国的民族问题方面，与本国历史上形成的传统做法相比，确实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民族关系研究中，我们最关注的无疑是自己的祖国中国，而对我们理解中国1949年以来民族关系问题最重要的参考物件，就是我们的近邻，也是曾经长期实行类似政治社会制度和民族政策的俄罗斯。作为中国人，我们对中国历史的情况了解多一点，对沙皇俄国了解少一点。

因俗而治

中国的中原皇朝在历朝历代的更替中，对待周边不同的民族形成了一个传统。为什么把中国的「二十四史」读下来，似乎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具体词语，能够把所有少数民族都囊括在内？所谓「北狄、西戎、东夷、南蛮」，那只是春秋时代的几个泛泛的称呼，表示当时的中原列国之外（甚至之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尚未完全接受中原文化的群体。

为什么没有产生一个词语囊括周边所有的少数民族？我想，那是因为这些群体的基本情况是各不相同的，人口规模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发展的水准不同，而且各个群体与中央皇朝的关系也是不一样的，有的非常紧密，有的比较疏远。所以用一个词来概括所有这些群体，并不恰当和确切，会忽视掉这些重要差异，在处理民族关系时会导致重大误差。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在中原地区形成了比较先进的华夏文化，在周边形成了其他许多群体。在处理中原群体与周边群体的关系方面，出现了两个重要的观念：一个是「夷夏之辨」，强调两者之间存在区别；另一个是「有教无类」，强调蛮夷可以通过接受华夏文化而加入中原群体。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实际也就是华夏文化向周边扩散的过程。当然，中原文化在施以「教化」的过程中也会吸收「蛮夷」的文化，如音乐、舞蹈、骑具、农作物等等，会把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吸收进中原的文化中。中华文化是核，会不断从周边吸收养分，在这样一个文化交流的框架内不断生长而变得丰富，这是中华文化发展的基本脉络。

各个地方的少数民族接受汉化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而且在相互交往当中，与汉族混血的程度也不一样。也正因为如此，过去中国历朝皇帝对待边疆或境内（包括内地）各少数民族群体的态度和政策是实事求是、区别对待的，并没有用同一个政策来思考、理解和对待不同的群体。有两个词大家都听说过，这就是「生番」和「熟番」。「生番」就是指那些尚未接受教化，茹毛饮血、穿着毛皮、住着草棚的发展水准较低的群体；「熟番」指的是基本上被汉化了，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原文化的群体。清朝在称呼穆斯林时，把西北穆斯林群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叫「汉回」，指的是讲汉语的回族，另一部分叫「缠回」，指的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突厥语系的群体，也是表示两者有所不同，应予区别。

清朝根据汉化的程度将台湾非汉住民分为「熟番」和「生番」，一般而言，前者指已汉化的原住民，后者则是未汉化者。「熟番」与尚未汉化的非汉住民也存在着敌对紧张的关系。本图描述接近「生番」的「熟番」村社，编竹为栅，防备「生番」的袭击。图中远远三人的头陀发型和鹿皮衣表示们是未汉化的「生番」。

1990年代．中东穆斯林

这些相互对应的词语和称呼，像「生番」与「熟番」，「汉回」与「缠回」，表示了当时统治者根据各族群和中原汉人的血缘关系、接受汉化的程度、与中原皇朝的政治联系，对它们给予不同的称呼，区别对待，采用不同的政策，而不是简单地制定一个政策，用来对待所有的民族。比如清朝管理西藏有一套特殊的制度与政策，承认达赖和班禅的特殊地位，在拉萨设有驻藏大臣，活佛转世灵童的认定有金瓶掣签制度，有〈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等规章，而在边疆其他地方就没有这些制度与规章。清朝是根据当时西藏的特殊情况，一地一策来制订各地具体的治理办法。清朝管理蒙古又采用另外一套办法，如有额附制度，所有蒙古王公的儿子要娶满族皇室的格格，这些驸马叫额驸，而且要定期到北京来当差，多少有点人质的性质。这个制度就没有在西藏实行过。

因地制宜

既然各个族群的实际情况是不同的，中央政权就不一定需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政策来对待所有的群体。清朝在对待藏族各地区时是区别对待，对待卫藏地区、西康、青海各地的藏区都采用了不同的政策。中国历朝的中央政权通常会根据各群体和中央政权关系的远近、亲疏，当地汉族居民的多少，接受中原社会文化制度方面的差异来制定具体的制度与政策，如在一些地区设置了世袭的土司制度，但在当地社会状况发生变化后，也会根据条件进行「改土归流」。为什么有的地方设流官，有的地方置土司，有的地方是番王，有的地方像西藏还设了嘎厦政府，给予达赖喇嘛很高的地位和权威？这些差别源于中央政府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所制定的不同的制度。

1950年代．藏族

总的来说，清朝政府根据各民族的历史、人口、宗教，跟汉族的关系等等差别，一一分析，区别对待，一族一个制度，一地一个政策。这种区别对待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且正是因为这样区别对待，才能够被当地族群首领与民众所接受，因地制宜地促进族群交流与融合，才能推动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才能比较合适地、恰到好处地处理各地的民族关系。如果把云南的政策拿到西藏去，西藏是不会接受的。而把在习俗和认同上已经跟汉族基本趋同的族群像对待藏族那样，客观上也没有这个必要。所以，我觉得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们针对各个民族的不同情况，给他们以不同的称呼，设计不同的制度，采取不同的政策，是有他们的道理的。《明史》对每块少数族群聚居区分开论述，在「列传」下面的「土司」部分有十卷，每卷中按地区对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各个土司的历史、辖地都有论述;在「西域」部分有四卷，共分为58篇。《清史稿》中「土司」有六卷，增加了甘肃土司部分，「藩部」有八卷，涵盖了内外蒙古、青海、新疆和西藏，另有「属国」四卷。各篇对这些群体的历史沿革、制度设置、重要人物、中央政策等都有详细介绍。西藏是西藏，青海是青海，新疆、蒙古也分为各个具体地区，分别论述，南方的各个土司，都有各自的历史，采取不同的办法治理。

根据各个民族的具体情况，历朝历代中央政府对不同群体是实事求是、区别对待的。而我们今天的民族政策，不论各民族人口多少，聚居情况如何，文化差异程度，所有的政策都「一刀切」。这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也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现在讲民族政策时，要求有统一标准和一致性，我们在许多做法上是「一刀切」的，不是区别对待的，换言之，不是实事求是的。这主要是受到建国后意识形态主导的影响，是不符合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处理民族关系的传统的。

正是由于在几千年的民族交往史中，中央政权采取了实事求是、区别对待的思路和政策，逐步把「生番」转变为「熟番」，把「熟番」转变为子民，采取分段推进的办法，分地区、分物件、分时期地逐步推动中华文化对边疆民族的「教化」进程，使历史上居住在周边的许多少数民族人口逐步融入了中原群体，加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有效地推动着群族交流与融合。而当我们采用「一刀切」的单一政策来对待实际情况各不相同的这些群体时，把它们都识别成「民族」时，事实上也就中断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断前进的融合过程，而且在一些局部地区甚至出现了逆转的现象。这是今天我们研究中国民族关系的人需要深思的。

当年俄国的统治机构对待沙皇军队在一、二百年内迅速征服的各个民族，实际上也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但在这方面，我们并没有很多人去花功夫研究这方面的历史，去了解当年沙皇政府是怎么治理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怎么管理高加索的，怎么管理中亚哈萨克部落的，怎么管理布里亚特人的。虽然沙皇俄国在各地设了总督，但是仍然让地方部族首领保留了一定权力，给了某种封号，这样既保持了中央的权威，也使地方部族首领能够接受。沙皇俄国在治理少数民族方面也是有一套办法的，而且多少也是因地制宜和实事求是的，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对待不同部落采用不同的方法。这样才是聪明的统治者做的事。

面对当代民族事务

仍须结合与本国实际

因此也许可以说，我们今天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不一定比前人聪明。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年来我们的思维方式过于意识形态化，视角和思路都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

为什么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会把实际上已经与汉族基本融合的某些群体和那些确实差异很大的某些群体都同样正式识别为「民族」，而且都要建立自治地方呢？我想，这很可能是由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因为我们必须要坚持史达林的民族理论，我们必须要贯彻「一切民族完全平等」的原则，既然要完全平等，这些群体就要在我们的制度当中据有完全平等的位置，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把不同群体在许多问题上的本质差异、事实上存在的重大差异统统忽视掉了。

教条主义地把意识形态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原则，必然会在很多事情上出问题，因为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有时会脱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比如说，在国际问题上，我们过去的口号是「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可是那些国家里的民众根本就没想让你去「解放」。我们当时看待这些问题时，凭的都是「想当然」，整齐划一，强加于人，自认为有解救全人类的使命。这些国家的人民群众如果信仰共产主义，人家自己会起来革命的，用不着外人来解放。

意识形态其实跟宗教有相似之处，虔诚的教徒相信别人应该而且一定会信仰自己的宗教。就像现在的美国总统小布希，他坚持认为伊拉克人民会接受美国的多党民主制度，萨达姆（台译「海珊」）是专制暴君，伊拉克人民一定会用鲜花和亲吻来欢迎解放与拯救自己的美国军队。伊拉克的社会当然存在各种社会矛盾，并不是天堂，但是在伊拉克人心目中，什叶派、逊尼派之间教派矛盾的调解是比实行西方的多党制更重要的事。在萨达姆被推翻之后，什叶派和逊尼派领袖们就把传统的部族意识强化起来了，萨达姆政权的倒台提供了一个空间，让他们得以发泄累积的部族仇恨或者是教派仇恨，实际上是把原来累积的社会矛盾都激发起来，而美国扶植的傀儡得不到社会大多数民众和部族的认可，完全控制不了局面。

应当说萨达姆统治伊拉克还是有一套办法的。他的许多做法当然违反人权，很残忍，这没有疑问，但是，这也许就是历来当地伊斯兰部族维持社会秩序的有效方法。一些做法当然很不人道，应该谴责，但是在他控制之下，逊尼派少数和什叶派多数大致可以和平共处，社会有序地运行，如果没有非常过激的推翻政府的行为，政府也不去镇压，保持了伊拉克的稳定。也正因为伊拉克社会稳定，财政上富足，在中东属于军事强国，才有能力去打两伊战争，才会想到侵略科威特。结果导致美国军队介入，把伊拉克打败了。萨达姆判断错误，弄得一败涂地，战败后被联合国禁运，只好石油换食品，经济上衰败下来。在战前伊拉克的经济是很强和有实力的，所以在两伊战争期间战绩不错。这就是说萨达姆在统治这个部族国家、维持它的社会秩序并使它成为一个地区强国方面，实际上还是有效的，是具有某种权威的，远胜于美国人现在扶持的傀儡。

萨达姆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这些傀儡人物也不是不聪明，他们是阿拉伯人，理解当地的传统和部族民众的思维方式，但是他们是美国人扶植起来的，必须按照美国人的思路来办事。要是按照美国人的多党制来组织选举，这种规范，那种制约，就等于把自己所有的传统智慧都放弃，然后听美国人的指示去做，等于成了美国人手里的一支笔，美国人这么写、这么画，你就跟着走。这严重脱离了本国社会的实际，其结果可想而知。伊拉克走到今天，就是美国人用意识形态理念在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另一个国家强制推行自己社会制度所造成的结果。实际上在骨子里，美国人希望伊拉克人改信基督教，这当然是做不到的，只是美国人的梦想。

有些政治制度，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基础，那么是不可能真正扎下根来的。「江南有橘，移之江北，则化而为枳」，换个地方，就变味了。很多东西是不能移植的。有些东西你可以复制其外壳和形式，但内核是很难复制的。我们在讨论全球化时，有些制度，比如公司制度，比如股票、市场，我们可以学美国，但是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和人际关系，我们的社会组织，我们的基层组织，实际上是很难改变的。表和里，形式与内容，必须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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